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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月8日，由人民出版社主办的《李一氓回忆录》一书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。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李金华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阎晓宏，中联部原部长钱李仁、朱良，文化部原部长王蒙以及等出席了座谈会。会上谈及"文武双全"的李一氓，王蒙提到其时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时，亲自曾派周汝昌一行苏联的列宁格勒察古本《石头记》，为《红楼梦》研究做出了贡献。
《李一氓回忆录》是李一氓生前历时八年亲笔写成，讲述了作者亲历的北伐战争、土地革命战争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的全过程。书中对南昌起义、上海地下工作、万里长征、皖南事变等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，展现了许多生动的、不为人知的细节。书中也顺带提及了建国后的一些工作、生活情况，包括"文革"中的遭遇以及恢复工作后的许多往事。
李一氓的"朋友圈"：毛泽东、周恩来、邓小平、鲁迅、郭沫若……
"我出生在天府之国--四川彭县。这个县在唐宋时期叫'彭州'，不隶于成都，而是与蜀、汉各州等齐名，政区级别是很高的。"这是《李一氓回忆录》第一句。李一氓，这个名字年轻人或许已不熟悉，其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，也是诗人和书法家。
而其经历却有相当"辉煌"的一笔，由著名党史专家何方先，在《李一氓回忆录》再版序中提到："他(李一氓)当过毛泽东的秘书和为统战去见四川军阀刘湘的特使;跟周恩来从北伐到上海、再到中央苏区工作多年，还在长征前夕介绍郭沫若入党;多年还在长征前夕共同介绍郭沫若入伐到上海、再到中央苏区工作入党;跟刘少奇和陈毅在苏北工作过―个时期;和邓小平也熟，长征时遵义会议期间还同住―屋，等等。"在书中，李一氓也一笔带过其与林语堂、丁玲的私交。
会上，何方也提到李一氓是"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，不攀领导、不挟名人以自重。"在书中他说："有―次我曾建议他把在上海从事文化工作时有关同迅"左联"等的接触写详细点，他也拒不采纳。还说，同鲁迅的来往是党和鲁迅的关系，非关个人的事;在文委，他只是打杂跑龙套，没什么好说的。"
王蒙：李一氓曾解决我的困惑 让列藏本《红楼梦》"回归"意义重大
李一是前中顾委常委，曾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十年，他在新时期全国的古籍人才培养及整理出版工作，以及他高达两千三百余册的词书收藏，还有他的书法造诣，都使他成为在文化界很有影响的党内领导人。
中华书局党委书记徐俊说："我曾在李老身边做了一些工作，他给我的感觉就是文气、博学、通达。"他提到李一氓对古籍出版整理的诸多贡献，包括编辑出版浩瀚的《中华大藏经》(汉文部分)、《全辽文》、《全元诗》、《全明词》、《全清词》、《台湾府志》等重点项目，"其中，最值得一提的八十年代李老，派周汝昌等先生赴苏联考察'列藏本'《红楼梦》。"
据说，清道光十二年(公历1832年)由俄国传教士带回手抄本的《石头记》。这个八十回的本子缺五、六两回。这个本子流失海外约一百五十二年。1984年，国家启动了古典图籍整理编印的文化积累工程，李一氓挂帅，他决定派周汝昌、冯其庸、李侃等前去苏联列宁格勒考察那部古本《石头记》，周汝昌先生对这个藏本给予了很高的评价。
会上，对《红楼梦》也非常有研究的王蒙，也提到"李一氓组织迎回的列藏本，对红学研究意义重大。"其间，他也提到李一氓对其在文学上的鼓励，"李一氓的小院，曾是我得到清晰指导和鼓励的源泉。"
李一氓/人民出版社/2015-8
自序
我从1925年起参加革命，但在中国革命整个历程中，是很平庸的，说不上有什么成就和贡献。作为一个知识分子，1919年的五四运动，开始引导我走向革命。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直接参加了1925—1927年大革命和南昌起义。
大革命的失败，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了很大的损失，也留下了惨痛的教训。作为战士中的一员，我幸好还能顶得住，没有在失败面前意志动摇，1928年到1932年，在上海做了五年的地下工作。这五年中，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上，在意识形态方面得到一点认识。后来在江西苏维埃运动中，经受了农村工作实践的锻炼。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急风暴雨时期。今天想来，如果当时能直接参加前线的武装斗争，对自身的锻炼可能更有益处，可惜把这个机会错过了。而后是长征，这是中国革命武装的一个伟大的战略转移。正如上面所说的那样，这次也没能直接参加前线的武装斗争。长征是伟大的，但我只能说是长征幸存下来的一个战士而已。“不到长城非好汉”。此后我就在长城内外的陕西、甘肃、宁夏三省的黄土高原上奔驰了两年。1936年的“双十二”事变促进了抗日战争的到来，也使红军得到一个最大的战略转机。我就身不由己地来到山明水秀的皖南，参加新四军的工作。可是1941年，发生了皖南事变，给我留下一个终身难忘的遗憾。还好，我又来到了抗日根据地苏北淮海地区，竭尽了我的中年力气，周旋敌后。抗日战争胜利了。我一直怀念那个地区对敌斗争的人民，跟我共同度过这场苦难的干部和那么一支英勇善战的军队。
经过三年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，终于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，统一了全中国。全国人民都高呼“我们解放了!”，五星红旗升起来了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。我自己历来没有写日记的习惯。长征当中有一本日记，按天记下了晴雨、行军里程，经过什么省、什么县。曾根据它写过一篇长征记事———《从金沙江到大渡河》。但是这个日记本子在皖南事变中埋在长满茅草的山上了。后来担任驻缅甸大使，写过一个五年(1958—1962)之久的《驻缅日记》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当中烧掉了。但我的这个回忆录，只记录到1949年为止，即或那本日记没有烧掉，对于我这个回忆录也没有什么帮助。
同时，我又没有做记录的习惯，参加任何会议都不做记录，因为第一怕不准确，第二怕丢掉。因此当我动笔的时候，没有什么亲笔的记录可供作回忆的具体依据。
近几年来，许多同志对于从党的创立到1949年全国解放这个时期的回忆著述很多，也出版了许多历史文献，已经使人目不暇接。但还有许多过去的文献在革命过程中已大量丧失，某些历史争议一时也难以判断。我这个涉及四十多年历史的回忆记录，也仅仅是我自己的回忆记录;无非是我参加大革命、苏维埃运动、抗日战争三个历史时期，自己所能记忆的个人经历的记录。
原来自己并不想找这个麻烦，写什么回忆录。首先是时间、地点这两者，我现在记录下来的，就很难说是准确的;有许多稍为涉及一点议论的地方也很难说是有道理的。特别是有些事情，作为历史来讲，应该由党史学家去解决。我并不是党史学家，我只能表达一种极为疏浅的、简单的意见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时候，有一个专案小组，要我写自传，我奉命写了，共一万多字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后，这个自传退给我了。但经过党内审阅之后，党组织不知为什么看上了它，据说抄了一个副本留在组织部门了。既然这样，不如把它充实一下，让它更有内容一些，更有历史趣味一些。所以从1983年起，拖拖拉拉，字数虽然增了三十倍，时间却费了八年之久。
在专案组要我写自传的时候，提了三个条件：第一，不准“丑表功”;第二，不准“攀领导”;第三，不准“安钉子”。既然是受审查写的自传，这个自传自然就是“供词”。供词是供认你有什么罪、你有什么错，当然不是要供你有什么功、你有什么劳。所以他的第一条不准，是有它的道理的。供词是要作为判刑的依据的，假如你供的那些罪、那些错，都跟领导牵连上(不是说已经是“资产阶级当权派”的那些倒台了的领导)，就把你的罪、你的错减轻了，或者说是淡化了。所以第二条不准，也是有它的道理的。所谓“安钉子”，大体上就是写文章的一种手法，即“伏笔”。譬如供词中有一句话，粗看起来并没有多大意义，但却可以在将来作为翻案的依据。他要把你的罪和错定死，使你没有改口的余地。所以第三条不准，更是有它的道理了。这三个不准的条件，我在写那个自传式“供词”的时候，大体上是照办了的。因为我想过，我在党内这几十年来确无功劳可说，上依党的方针政策，下靠群众，自己原无什么功劳。“丑表功”也好，“美表功”也好，都无可表之处。至于“攀领导”更说不上，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党员，我并不想挟某一位领导以自重。要是有什么罪、什么错的话，我都愿意自己承担起来。至于“安钉子”，我有“钉子”就安，而且是明明白白地安上去的。没有“钉子”我也没有瞎安，以图侥幸。
李一氓书法
妙得很，我的那个专案组的王组长，看了我的自传以后，居然当我的面，大为表扬，说我这一万多字的“供词”确实没有“丑表功”、没有“攀领导”、没有“安钉子”。对此我的印象很深，感觉到写自传应该承认有这么三条原则。1983年我开始提笔写回忆录的时候，就认定这三条原则还是应该遵循的。虽然它不是供词，谁也不能凭它来定罪，但总不能写成一本自己夸耀自己的功劳簿。因此在写作过程中，我时刻都注意到，作为一个诚实的共产党人，应该老老实实的，做了什么工作就写什么工作，犯过什么错误就写什么错误。当然在字里行间我决不会无缘无故地去攀哪一位领导。至于所谓“安钉子”，现在更说不上了，有什么“钉子”好安呢?
这样，1983年我就开始动笔了。第一章童年、学生时代，第二章大革命，第三章上海地下工作，第四章瑞金、苏维埃运动，最后第十章过眼云烟，这些篇章都是我自己动手的。写得很慢，直到1985年才写完。后来精力不济，还要搜求材料，就请李克同志协助，我口授，他笔录。大概1986年补完大革命一章，也补完瑞金一章。1987年写了第七章皖南，第八章淮海抗日根据地。1988年补完皖南一章，写了第九章大连。1989年写了第六章陕西、甘肃、宁夏。1990年写了第五章长征，但《从金沙江到大渡河》一段，是早在1936年写的，后来收进《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》。这样全书就算写完了。
1986年到1989年写得比较集中的时间是利用暑假。1986年的暑假是在上海金山化工厂的宾馆度过的，1987年到1989年的三个暑假是在北戴河度过的。其他的时间之所以不能集中，因为在这些年份内，我曾两次出国，每年还要大大小小生点病，住一两个月医院。特别是时间间隔最长的有六十年，最短的也有四十年，回忆起来不容易。有时还得去翻阅些文献、档案资料和个人著作，或写信给同志们问清情况，这样来引起思路，订正事实。最后还得通过一个逻辑思维的过程，才能形成互相照应的、有机的章节。这就占据了比写作还要多的时间。
因为有些同志在我写的某些章节的特定时间内共同工作过，个别同志正在研究历史上的某一课题，熟悉情况，所以我曾请胡立教、王辅一、李志光同志审阅过有关皖南事变的一章，请杨纯、谢冰岩同志审阅过有关淮海抗日根据地的一章，请韩光同志审阅过有关大连的一章。至于全稿，我请何方和陈易同志审阅过。1989年又请王泽军同志把全稿做过一次文字整理和体例统一。最后为郑重起见，我把整理过的稿子请崔高维同志再以他做编审的学力和经验，从头到尾在文字上，在逻辑上，并尽可能地在历史事实上，最后在行文体裁上，加以审订。我感谢他们提出许多宝贵意见，形成现在这个规模。
当然全书的写作责任要由我个人承担。时过境迁，现在所能检索出来的东西，不过是一面模糊的荧屏而已。
一九九〇年立秋，于北戴河
李一氓回忆录
1961 年，任驻缅甸大使的李一氓(左一)陪同周恩来总理出席中国工业展览会剪彩仪式。
上海地下工作(节选)
回到上海后，因为生活关系，由郭沫若提议并主持，在创造社由我和欧阳继修(华汉，阳翰笙)去编一份三十二开的小杂志《流沙》，刊名即是南昌起义部队最后在潮汕失败的那个地方的地名(属广东揭阳)。每月编辑费六十元，我和欧阳平分。
这半月刊，1928年3月15日出第一期，4月1日出第二期，4月15日出第三期，5月1日出第四期，为五一特刊，5月15日出第五期，5月30日出第六期。我用了两个笔名，写诗用L，写杂感《游击》用氓，这是仿《布尔塞维克》上撒翁的《寸铁》，写短文章用一氓或李一氓，几乎都是些马克思主义启蒙文字。其他的供稿者，据现有目录当为：王独清、黄药眠、邱韵铎、龚冰庐、华汉、成仿吾、许幸之、李铁声、朱镜我、顾凤城……。有几个名字，今天已不能记忆为谁了，如谷音、振青、唐仁、N.C.、弱苇、启介、鹿子……。第一期的第一篇为《前言》，署“同人”。这个《前言》今天看来是相当“左”的，但还不是“可怕”的。我们反对中国式的文人，什么浪漫王子的歌者、发梦的预言家、忧时伤世的骚人等，自称为新生活中的战士、斗争中的走卒;我们反对风花雪月的小说、情人的恋歌，自称为粗暴的叫喊;并且侈言春雷没有节奏，狂风没有音阶，我们处在暴风骤雨的时代，因此应该是暴风骤雨的文学;而且确信“只有无产阶级才最能知道他自己的生活，唯有受了科学洗礼的无产阶级才最能有明确的意识”。就当时来说，这个《前言》，作为这本小杂志的指导方针，恐怕太伟大了一点，但还是立得住脚的，意思是正确的。可惜由于当时的环境，国民党的极端反动，这本小杂志只出六期就夭折了。在办这个小刊物的同时，章乃器，当时是上海一位银行职员，亦办了一个小刊物叫《新评论》，其有关阶级斗争的言论，观点实在模糊。如说：“第一是在中国历史上，找不出阶级斗争的痕迹。第二是我们需要阶级斗争么?不过斗争总先要识清谁是压迫阶级和谁是被压迫阶级。像中国的情形，说是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压迫，或治者阶级对于被治者阶级的压迫，都是不透彻的。因为乡间的劣绅和城市间的帮匪，往往都是无产阶级，他们不但压迫无产阶级，同时也压迫资产阶级，甚至还压迫治者阶级……”因此在《战线》上，弱水作文加以批驳。在《流沙》上，我在一篇叙述马克思学说的短文后，也捎了一句，劝他们“不妨去读几本社会科学入门书”。
《新评论》把这两件事联系一起，写了一封信给《战线》和《流沙》，说我们批评态度不好，避开问题的实质。看来要求他们去懂马克思主义是不行的，他们是当时上海少数资产阶级职业青年知识分子，同国民党没有联系，用不着去同他们对立。我们分开来，由潘汉年代表《战线》，答复他们一信，“流沙同人”代表《流沙》答复他一信，认为他们的来信有诚意，很好，不纠缠这些争论，说这些争论由弱水和李一氓他们分别答复。一封公开信和两封复信，同意由《新评论》刊出(见《新评论》一卷十期，1928年4月)。因此我在《流沙》第六期上，写了一篇《我的答复》。因《新评论》的信上，有“区区社会科学平凡人都能懂得”的话，所以我还是劝他们“不妨去读几本社会科学入门书籍”。至
于弱水是不是有答复文章?弱水又是何人?现在也难于考证了。我们和《新评论》的论争没有继续下去。这个刊物是个小三十二开本，章乃器个人署名的文章，每期都有两三篇。它和1940年到1944年在上海刊行的《新评论》，是两回事，恐怕现在只有上海图书馆藏有几本了。《流沙》，一本小杂志，存在不过三个月，上边也没发表过什么长篇大论。
因此，无论在当时和现在，它都没有闪出什么火花，可以影响当世，留给后人。不过它和我个人的生命，却有这么一瞬的牵连，虽然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有人曾苦心地去翻阅这个小刊物，想断章取义地从中找出一些攻击我的文字罪过。现在我重温少作，也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。有幼稚的地方，但自认为这正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人的气概。要自我欣赏的话，那些《游击》栏的杂文，那些涉及马克思主义的短文，倒无所谓，而《太阳似的五月》、《春之奠》那几首诗，还是有真情实感的。大革命失败了，自己怎么想的，自己应该走什么道路，都多多少少反映在这份小刊物上。这三个月没有白活。《流沙》是1928年6月停刊的，几经酝酿，又从1928年11月起，仍用创造社的名义，出版《日出旬刊》。这也是一个短命的刊物，只出了五期，到1928年12月15日就停刊了。这个刊物是一张报纸的十六开大小，全部横排。内容偏重于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情况，很少涉及文艺，没有发表过一首诗。写稿的人有沈起予、华汉、李初梨、李一氓、龚冰庐，其他有些署名已很难对上号，只有
沈绮雨当即沈起予。我又另用“孔德”的笔名，写过几篇短文，因为要用孔老二后代的名义和林语堂开个玩笑，所以用了这个带孔姓的笔名。在《新思潮》第二、三合期上，也用这个笔名，写过两篇书评。《流沙》和《日出旬刊》之间有四个月的空白，这个旬刊是否仍由欧阳与我合编，是否仍向创造社拿编辑费，已不能记忆。旬刊仅出了不到两个月，这些问题的是或否，也就没有弄个一清二楚的必要了。
1930年4月至5月，我又负责编了一个小刊物《巴尔底山》。五十年之后，1980年4月，我写过一短篇回忆录《记巴尔底山》(见《一氓题跋》)。我在这小刊物上也写了些短文，其笔路和在《流沙》上的《游击》差不多，刊物取名也类似。因此也就不再另行重述了。因为是巴尔底山(即Partisan，游击队之谐音)，所以把撰稿人冠以“队员”之名，有一个三十个队员的名单，附在第一期末。即“现在就将基本的队员，公布如后：德谟、N.C.、致平、鲁迅、黄棘、雪峰、志华、熔炉、汉年、端先、乃超、学濂、白莽、鬼邻、嘉生、芮生、华汉、镜我、灵菲、蓬子、侍桁、柔石、王泉、子民、H.C.、连柱、洛扬、伯年、黎平、东周”。我的笔名，没有用先前用过的L、一氓，而是另用了“德谟”，即为我原名民治英译汉，德谟克拉西之前两字。还用了“鬼邻”，因为我那时住在静安寺路东头赫德路(今常德路)的某里某号，紧靠万国公墓(今静安公园)，与洋鬼子为邻。但此一笔名后来并未在他处用过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