延安时期，丁玲曾是毛泽东最为赏识的作家。图为1955年，周恩来和丁玲交谈。1957年，丁玲被划为右派分子。她的一些“历史问题”，直到逝世前一年多，1984年，才得以平反。 (CFP/图)
2015年7月，李向东、王增如著《丁玲传》上下两册出版。上册粉色封面，年轻的丁玲托腮，亮晶晶的眼睛望向画外。下册淡绿封面，老年丁玲满脸皱纹，墨镜后的眼睛依然微笑。
她曾被称为“凤姐”“丁大妈”“红衣主教”，位列“四条棍子”之一。1986年2月，在生命的最后几天，丁玲说：“你们大家高兴吧，我肯定能成佛。”这不是丁玲第一次以佛自况。1942年，总结自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变化，她说：“像唐三藏站在到达天界的河边看自己的躯壳顺水流去”，“一种幡然而悟，憬然而惧的感觉”。
新近出版的《丁玲传》记述了丁玲一生的几蒸几焙，引发知识界的持续热读。作者王增如是丁玲最后一任秘书，她与丁玲相处四年，印证了瞿秋白早年对丁玲的评价“飞蛾扑火，非死不止”。
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王中忱也敬畏叠印在丁玲身上的历史厚度。在《“新时期”的文艺与政治——重读晚年丁玲》一文中，王中忱以丁玲自己的话作为题记：“有些人是天生的革命家，有些人是飞跃的革命家，一下子就从落后到前进了，有些人不犯错误，这些幸运儿常常是被人羡慕着的。但我总还是愿意用两条腿一步一步走过来……”
王中忱和丁玲相识于1970年代末。“文革”过后，现代文学掀起“翻案风”，“文革”中不能读的作家重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。当时的东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王中忱受老师蒋锡金点拨：丁玲是需要重新讨论的。王中忱从整理丁玲作品目录开始对她的研究。有一次，他在图书馆查到丁玲写的一篇评论文章，评胡也频小说。王中忱把这篇文章抄录下来，寄给丁玲。接到此信，刚从“下放”的山西农村回到北京的丁玲异常兴奋。她亲笔回信说，这篇文章让她想起很多往事。
1981年，王中忱因编《茅盾全集》进京，住在茅盾故居，丁玲特意登门看望——既是看人，也是看房子。茅盾曾是丁玲在上海大学的老师。1984年，丁玲“民办公助”办《中国》杂志，把王中忱招进编辑部。在《中国》的几年，是王中忱和一班年轻编辑的快乐时光。这本由老作家发起创办的杂志，并不排斥年轻作家和新锐作品。北岛、舒婷、杨炼、多多、王小妮、格非、徐星、残雪、韩东、西川、北村、翟永明、欧阳江河、芒克、崔卫平、于坚都曾在上面发表文章。耄耋之年的总编辑丁玲经常在木樨地家中请年轻的编辑们吃饭。
近距离与丁玲接触，王中忱常觉困惑。“有时候我们也想，她有一些话是不是太不合时宜了?但我又觉得，我们这些人和她隔着一个巨大的时间距离。我们只是站在1980年代初想问题，而她想问题要跨越一个漫长的时段。”王中忱告诉南方周末记者。
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亦有同感：“丁玲在整个二十世纪都有她的独特性。她很早就成名，现代性的东西她都经历过，但她又能够成功地融入到中共体制里，在革命的逻辑里面往前走。她是最能够体现二十世纪连续性的标志性人物。”贺桂梅曾以丁玲等作家为案例，做1940年代到1950年的作家研究。
绝对的个人是空的
南方周末：怎么看王剑虹和丁玲的关系?很少有人像丁玲那样，对少年同伴那么刻骨铭心。
贺桂梅：早期对丁玲影响最大的，除了她母亲就是王剑虹。她们有共同的思想诉求，就是无政府主义。在两人关系中，王剑虹是主导。她很活泼，年龄比丁玲大，思想比丁玲成熟。早期的丁玲比较沉默、温和。后来她给人的印象是大方、泼辣、活跃，她是把王剑虹的品质内化到自己的身上。《莎菲女士的日记》作为一个书信体的小说，是写给“蕴姊”的。蕴姊就是王剑虹的化身。丁玲在性别上非常开放，她不是我们今天说的同性恋。对于喜欢的人，她没有任何顾忌。我觉得这是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。
南方周末：在中国的历史上，无政府主义一闪而过。这种思潮能对身处中国内陆小城的丁玲产生影响吗?
贺桂梅：你读胡也频的小说《光明在我们前面》，女主人公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，男主人公是信共产党的，两人有很多辩论。我想这是胡也频和丁玲关系的一种投射。丁玲有***妈的那个小圈子，***妈和向警予是好朋友，丁玲称向警予“九姨”。中国最早的左翼思想不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，而是无政府主义。这种反家庭、反组织的生活方式，就是无政府主义。它塑造的是“五四”的、激进的个人。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强调个性解放，独立自由。到底什么是个性，什么是个人，肯定有理论源头。从别的理论——比如启蒙主义，很难推导出那么摩登、那么绝对的个人，比如丁玲的名字，就是她自己随便起的。
南方周末：信奉无政府主义的丁玲在1930年代加入中共，是不是一个突兀的选择?
贺桂梅：绝对的个人，你去追溯其实质，是空的，个人只有在反叛的时候，是有力量的。当敌人——比如说封建桎梏消失了，个人是不能承担自己的。出版《自杀日记》之后，丁玲在创作上走向沉闷，所以才要“硬写”。胡也频“左转”并去山东教书，她亲眼看到他在学生中一呼百应的力量。她对瞿秋白是很佩服的。她对社会主义者有好感在先，只是她不想受组织的束缚，想做一个党外的“同路人”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时候，冯雪峰出现了。在丁玲的一生当中，冯雪峰是一个主导性的人物。丁玲之所以能对革命不离不弃，和冯雪峰有很大关系。一些很抽象的概念，比如政党、信念，其实都是跟具体的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。
南方周末：加入中共之后，丁玲写作上的困境解决了吗?
贺桂梅：她写了《夜》和《水》。这两个作品被视为左翼文学的标志性作品，获得了冯雪峰、鲁迅的高度评价。但像夏志清这样的评论家看不上丁玲的这种转变。从文学描述的细腻、深入来说，这些作品当然不能和《莎菲女士的日记》比。后者是她骨子里的东西，而农民、难民是她要去熟悉的对象。这是丁玲的勇气所在。萧红、张爱玲很难跨出这一步。
电影《黄金时代》里的丁玲，由郝蕾扮演。延安的丁玲，正处于一生中的辉煌时期。 (南方周末资料图/图)
如果共产主义没有造成新人，就是不成功的
南方周末：《丁玲传》认为《我在霞村的时候》是延安文艺的代表作。这篇小说历来都是被认可的吗?它的命运有无起伏?
李向东：把《在医院中》和《我在霞村的时候》说成“既是丁玲延安时期的巅峰之作，也是延安全部文艺作品的巅峰”，这只是我们两人的评价，我们认为它远远高于同时期延安的其他文艺作品。《在医院中》由于在整风中受到批评，1940年代之后，没有收入任何一本集子，直到1981年1月才第一次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丁玲短篇小说选》。《我在霞村的时候》则一直受到肯定。丁玲曾经讲过，“我是更喜欢在霞村里的贞贞的。为什么我会更喜欢贞贞呢?因为贞贞更寄托了我的感情，贞贞比陆萍更寂寞，更傲岸，更强悍。”
贺桂梅：为了这个问题，我重新查了一些资料。“霞村”“医院”“三八节”的命运不尽相同。1946年胡风给丁玲编了一个小说集，题目就叫《我在霞村的时候》。同时期，冯雪峰编丁玲文集，也把它选进去。1949年、1950年、1954年，丁玲连续出的几个小说集都选了这篇。真正把它做靶子批判是1958年，《我在霞村的时候》《三八节有感》《在医院中》，三个捆在一块批。
以前，人们谈《霞村》老是谈主人公是慰安妇。写“霞村”之前，丁玲也写一些延安的英模、高级将领，但只是在写故事，她自己肯定觉得不满意。“霞村”开始是用第三人称写的，后来改成了第一人称。在我看来，这种人称的转换是非常有意思的：丁玲想要消化各种各样关于革命、抗日的信息，所以这个时候出现了“我”。
丁玲在延安时期写的东西，真正有冒犯性的是《在医院中》和《三八节有感》。《我在霞村的时候》里的延安是一个理想：主人公后来要到延安去做一个新人，但是《在医院中》，丁玲问：你们讲什么革命，你们连身边的人都不关心，如果没有爱，革命还有什么意义?《三八节有感》直指特权和具体的人际关系，特别是老干部和江青。
“整风”之后，延安发表了一个“四三决定”，从此，中共妇女工作的重心从知识女性干部转到了农村女性。这个转移使得性别平等的观念被搁置。所以国统区的名记者赵超构说延安搞的是“新贤妻良母主义”——妇女有劳动权，有经济权，但最终目的是家庭和睦，养胖娃娃。丁玲未必从理论上意识到这些问题，但她从朴素的女性立场出发，发现并揭示了这个问题。
南方周末：整风之前这些尖锐的批评，和整风之后丁玲的脱胎换骨之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王中忱：为什么1940年代，延安内部要进行那样一次整风?为什么很多的人最后还是赞同了整风的逻辑?在我看来，在任何时代，读书人都有几种选择，一种是只立言，不立功;但中国的读书人不参与实践的可能性很小。参与实践，要做成事，就不是你这一个阶层的事。这时候就遇到一个非常巨大的困难：知识阶层和其他阶层是很难沟通的。尤其到了“抗战”时期，要全民动员，这就变成知识分子内心巨大的负担：谁能缩短与大众的距离，谁就能成为中国社会的主体，谁就能成功。丁玲他们遇到的就是这个问题。再加上，她自1930年代就对国民党很失望。她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到了共产党身上，她已经跟中共结成一体。有时候，她也会觉得不适应，但她想用自己微薄的力量改变不合理的现状。中共内部有一批这样的人，这是中共能长期保持政治活力的原因。
南方周末：《丁玲传》里记录了丁玲在1950年代不断按照政策的要求，修改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的过程。她对这种修改似乎并不反感?
李向东：延安整风之后，丁玲懂得了要深入工农兵，要适应工农兵的阅读习惯，她是遵循着这样的想法写作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的。小说受到批评，无法出版，她才明白，光有这些还不行，还要懂得党的政策，遵循党的政策写作。而土改政策也在不断调整中，丁玲在现实生活中发现的问题、得出的结论与党的政策不相符，她的小说就不能出版。她后来和胡风聊天时说，有的人物，由于怕把握不准，就不敢下笔写。后来她写《在严寒的日子里》，写写停停，改来改去，始终没有完成，绝对与此有关。
南方周末：北大荒劳模杜晚香是丁玲塑造的一系列女性中最后一个。这“最后一个”的文学意义和社会意义是什么?
贺桂梅：从延安时代，丁玲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：到底怎么塑造“英雄”和“典型”。因为所谓的共产主义理想就附着在“新人”上。如果共产主义没有造成新人，它就是不成功的。这次王增如、李向东找到了延安整风时期丁玲的检讨材料。她在检讨中说，《在医院中》她本来是想写一个共产党员的，但她缺乏这样的经验，写成了一个对周围不满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。
丁玲复出后，自己非常看重的作品是《杜晚香》，但是《牛棚小品》获了奖。她公开说，《牛棚小品》我是偶一为之，以后我还是要写《杜晚香》。但事实上，她再没写这类作品。到了八十年代，她写了两百多篇杂文，她要对社会最关切的议题发言。有人说这是她的“明星意识”作怪，但我认为这更多与她的自我更新的能力相关。
隔绝二十年，帽子换了一顶
南方周末：丁玲在晚年不讨人喜欢，原因可能是什么?
贺桂梅：很多人认为，丁玲晚年不讨人喜欢，是因为她很“假”，她不讲伤痕、不哭诉。其实人们在写伤痕时，内心是很复杂的。周扬见到丁玲，他不想道歉，就说红卫兵把他的耳朵都打聋了。所以“苦”是有用的，你打算拿你受的苦做什么?丁玲认为过多的诉苦只能拆台，没有意义。
我想丁玲理想当中的新时期文学，大概就是张贤亮的《灵与肉》、邓刚的《迷人的海》、史铁生的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那样的作品——虽然写苦难，但是还是要把苦难放在正面的意义上面。但在1980年代，很多人会觉得这个东西是假的：诉苦的闸门一旦打开，很容易产生一种怨憎、厌倦的情绪。很多人采取取巧的态度，他们知道被称为“新时期”的1980年代郁积了大量的情绪，文学会在释放这种情绪中起到很大作用。丁玲偏偏反其道行之。
王中忱：从1976年到1979年，被“文革”打散的文艺队伍，开始恢复。第一批回归文艺界的是1957年没有被打倒，“文革”中被打倒的那批人。1957年以前被打下去的那批人，从萧军到胡风、丁玲，还都在下面。
丁玲要到1979年3月，才在山西的《汾水》杂志发出一篇《致一位青年业余作者的信》，那时她已经75岁。同一年，她以治病的名义回到北京，拖了一年之后，才恢复党籍，而她1930年代被国民党政府囚禁的“历史问题”，到了1984年8月——她逝世前一年多才得以平反。
丁玲是“新时期”文学的迟到者，她回来的时候，文坛的权力已经分配完了。对于世事洞明者，这或许是一个有利于远离是非的位置，但丁玲却常常直率地发表意见，很快就被视为文学界僵化保守的“左”的代表人物。这种说法在丁玲在世的时候已经出现，以“文坛内部消息”的方式口耳相传。丁玲为此深感困扰，她在给陈登科的信中说：“我又有一点落在1957年的情况之中了。不过是帽子换了一顶，右的还没有完全摘完，左的又来了。过去是大张旗鼓，现在改变了手法，是窃窃私语，谣言满天;过去是明令禁止，现在是暗暗封锁破坏……”
她有一篇名为《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》的短文，多少年后还被诟病、嘲笑。这篇文章开头提出：“文艺为政治服务，文艺为人民服务，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，三个口号难道不是一样的吗?这有什么根本区别呢?”要知道，1979年10月的第四次文代会的主题报告中，都没有出现“文艺为政治服务”的提法。1980年7月26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社论《文艺为人民服务，为社会主义服务》，实际宣布了新的“文艺工作总的口号”。在这样的境况中，丁玲重提“文艺为政治服务”，显然不合时宜。但在接下来的行文中，她并没有继续讨论“服务”与否，而是以自己的经历，讲述了人的生活如何“脱离不了政治”。显然她所谓的“政治”有更宽泛的含义。
